浙江助力西部地区脱贫攻坚系列调查 市场赋能，合作无问西东 -尊龙凯时入口

丽水缙云挂职干部在四川巴中南江县为村民讲解如何套种菊花。 钟继明 摄

浙江在线8月20日讯（记者 沈晶晶 裘一佼 梁国瑞 陈佳莹 张留）在浙江，找到一件来自西部的产品，毫不费力。苗族土布、通江银耳、剑阁豆腐、小金松茸、兴仁薏米……随着东西部扶贫协作通道拓宽，曾经走不出大山的农产品，涌入了广阔的消费市场。

在西部，发现一家出身浙江的企业，也轻而易举。娃哈哈在广元经开区投建的二期项目已经完工，慈溪·安龙万洋众创城项目即将引导一批宁波企业入驻黔西南，丽水山耕与赶街公司加紧在四川山区布局县、乡、村三级电商体系……当地产业发展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表面上看，是产品从西部向东部转移、企业从东部到西部投资的“迁徙”。深层次的，是2018年以来，浙江在扶贫协作中推动产品、信息、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行动，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向市场要活力。

西部与东部，看似波澜不惊的表层下，关键的跨越和变革正在发生。

重新认识商品

走出“好东西出不了山”的困局

盛夏时节，驱车前往贵州黔西南兴义市七舍镇侠家米村，起伏连绵的山、弯弯曲曲的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小小折耳根，大大致富路”。

折耳根，便是鱼腥草，在兴义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种植历史。近年来，为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当地将此作为特色农业大力推广，侠家米村就发展种植了1000余亩，年产量超过200万公斤。然而，长势越是旺盛，侠家米村村支书杨正才却越是焦急：“折耳根口味重，外地人吃不习惯，要经过深加工处理才能打开销路。”

但要深加工，这里缺技术、缺设备、缺资金。被贫困户寄予厚望的扶贫产业，到底如何走出大山，成为致富产业？

要使农货走得出去，就得让小农户对接上大市场。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在2016年争取到了“全国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试点名额，带动农户脱贫增收。然而，单个电商缺乏对接贫困户生产和市场需求信息的平台，加上县里不通高速、山路崎岖，农产品交易、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有订单的时候没有货，有货的时候又卖不动。”当地第一批电商经营者杨艳说，一旦贫困户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对于电商而言，推动难度变得更大，全县49个电商服务站没有预料中的那样红火。

“你不去闯市场，市场就会绕开你。”在遭遇了一个个丰产却不丰收的冬季后，广元青川县孔溪乡翊瑞农产品公司负责人唐述刚面对记者，发出如此感慨。

这是他从事黑木耳生产、加工的第26个年头。尽管早在2004年青川黑木耳就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打开销路依旧不容易。“缺乏创新思维和运营能力，特色优质产品很难推广出去。”唐述刚说，前些年，他的基地年销售额1000万元左右，除了帮扶20余户贫困户就业外，很难带动村集体、农户增收。

巴中市巴州区，对着满山遍野的茶园，寺岭镇副镇长李波面带惋惜。巴中的茶，产量很大，绵延近20万亩；品质很好，碧绿莹黄、味甘悠扬；效益却不高，一年四季只采春茶，既不炒制加工，也缺少延伸产品，亩产仅有千余元。“更怕的是，局限于传统生产方式，一旦老品种无法适应新需求，市场就会转而青睐别的。”李波说。

特色产品走不出大山，小农户对接不了大市场，特色产业做不大，主导产业做不强……一路行来，在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和深度贫困地区，这些是共性问题。对照以东部之长补西部之短、以东部先发优势促西部后发效应的扶贫协作要求，前来挂职的浙江干部，看到了一个着力点，也是支点——市场。

重新认识市场

打开线上线下、三产融合的无限可能

还是在侠家米村，去年，余姚牟山镇与七舍镇结对，投资25万元，帮助侠家米村在山间建造了食品加工厂，开发出油炸折耳根。

“1月以来，一共卖出2万多包，每包100克。”杨正才说，走出了打开市场的第一步后，接下来他们正计划开发多种口味产品，提升深加工能力，让折耳根远销全国。

七舍折耳根走出第一步时，四川广元的青川黑木耳已走得更远。“随着生活品质、消费需求提升，来自大山的无污染产品，将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湖州吴兴区挂职干部、青川县副县长张文斌早已深谙供需变化之间的无限可能。

一份装着黑木耳、香菇，印着贫困户视频二维码的扶贫礼包，随着运输车辆，从孔溪乡经县城，驶向东部。据统计，去年一年，吴兴区“以购代捐”就达240万元。浙江各地扶贫产品示范点、直营店销售额累计突破1亿元。

“更重要的是，来自东部的订单需求，正在倒逼我们不断改进生产、管理、包装、运营技能。”他们新近研发的产品，就是一段高20厘米、直径10厘米，生长着黑木耳的椴木。因为样式新颖，产品一举打开了浙江、上海、重庆等地市场。如今，这家原先毫不起眼的菌菇企业一跃成为当地龙头，与10个乡镇、17个村庄签订协议，共建17个基地，共计1610亩，年销售额达6900万元，带动565户贫困户脱贫。

“市场的问题，看起来是通道与机遇问题，实质上是观念问题。”丽水遂昌县挂职干部、通江县副县长张春根认为，为农产品打通东部市场，在山区植入“浙江模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理念互通、思路互动，激活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通江，张春根没有放弃电商。他坚信，这是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好模式，“当年，偏远的遂昌能利用互联网，打破自然条件束缚，让山区的番薯干远销欧洲，卖出好价钱，通江同样可以。”

杨艳的小店被激活了。她说，这一年，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到县里培训，与赶街、云集等浙江公司对接，学习如何对接市场，打造“爆款”；另一件是下村，运用“一户一码”系统，将贫困户以及农产品信息上传，让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实现无缝对接。

现在，杨艳管理着一个占地120平方米的镇级电商站，并与225户农户签订村货直供合作协议。通江重新建立了县、乡镇、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实现农产品线上销售额7550万元，带动线下销售3亿元。

商品有了，人也在汇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无疑是主力军。在丽水松阳县挂职干部、巴州区副区长刘坤牵线下，3家松阳茶企在寺岭镇入驻。眼下，茶园村绵延2000亩的山坡上，去掉老品种绿茶后，新扎根的黄茶、黑茶、白茶茁壮生长。松巴茶叶公司负责人王春生正指导十几名当地村民在烈日下除去杂草、养护茶苗。不远处，茶主题民宿、茶叶加工厂等正加紧选址。来自遥远东部的“农旅融合、文旅融合”乡村发展模式，正为当地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巴州是个山区，但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限制想象。”刘坤说，目前，他们已将寺岭镇规划为茶产业特色小镇，划出2万亩茶园进行品种结构调整，同步打造游客接待中心、采摘园区、亲子乐园等，吸引巴中甚至周边广元、达州等地游客，“我们希望，用2000亩地作出示范，撬动40万亩茶园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之路。”

深加工、农村电商、三产融合、龙头企业，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些熟悉的名字正在四川和贵州的山区扎根生长，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人们尝试把产品向商品转变、了解供需关系的微妙、学会利用互联网“弯道超车”、认识到市场主体的重要性、想方设法把产业链拉长……市场主体的蜕变，为他们自身和当地带来无限机遇。

重新定义竞争

在东西部协作中实现互补共赢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新空间。”调研过程中，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浙江企业纷纷表示。

受制于土地空间、资源要素、劳动力成本等，不少曾在东部蓬勃发展的产业，近年来出现了“东桑西种”“东兔西移”等发展新趋势。

贵州黔东南岑巩县，烤烟曾是当地种植面积最多的作物之一，高峰时达到6万多亩。这些年，因政策影响以及产品结构调整趋势，当地不断削减烤烟种植面积，如今仅剩1.7万亩。如何找到更高效益的产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在浙江，不少位于杭嘉湖平原发达地区的蚕桑基地，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挤占。自2008年以来，全省蚕种饲养量与蚕茧量逐年下滑，影响到下游丝绸产业原材料供给，产业发展形势十分严峻。

浙黔一拍即合。在系统研究了当地的土壤、气候等条件后，建德挂职干部尝试将东部地区成熟的蚕桑种养殖技术引入到黔东南岑巩县，并组织首批农户到建德学习20天，指导饲养技术。去年11月，首批“强桑1号”嫁接桑苗在该县天星乡种下。截至目前，全县种植面积已达2570亩，预计亩产值能达到8000元以上。

一亩桑的转移，可以窥见东西部协作大方向，东西部产业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正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出新路。

距黔东南不远，改革开放初期造就了浙江首批“万元户”的长毛兔，如今在黔西南普安县找到了更适合生存、繁衍的空间。

“相比浙江，这里冬暖夏凉，昼夜温差大，饲草资源丰富，非常适合长毛兔生长，每年还能多剪一茬毛。”新大集团兔子养殖专家麻剑雄说，近年来，他们辗转西部多地寻找合适的养殖基地，甚至远赴东南亚国家考察。

2017年以来，经两地政府牵线搭桥，新大集团决定投资7.88亿元，在黔西南普安县西城区龙溪石砚小镇建设一个集种兔繁育、农户养殖、兔毛加工、纺纱针织、服装销售于一体的长毛兔全产业链园区。“未来全县将形成200万只的养殖量，带动5000户农户参与养殖，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长毛兔基地。”宁波挂职干部、普安县副县长方健说。

多层次、多领域东西部合作，除了产业本身，还有一批跨省产业合作平台。在广元市，由浙川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招商的路桥朝天共建产业园区，20余名工人正热火朝天平整土地、建设护坡。“在这里，我们尝试打破常规，不再只以朝天一地的需求谋划建设，也不局限于浙江一地招商引资，而是把眼界拓宽，对接全国需求进行系统规划。”台州路桥区挂职干部、广元市朝天区副区长林涛说。

辐射效应已非常明显。去年，一期园区刚投入使用，就吸引了福建岚晟生物、上海味欣食品等18家企业入驻。厂区建在朝天，但深加工所需的原材料来自川、陕、甘三省，市场空间更是遍布长三角、珠三角各个城市。

跳出区域思维，考虑统筹发展，实现更大范围内产业合理布局，这正是当下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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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新闻网　责任编辑：徐满萍